想进入深圳小贷行业的企业，正在迎来一个坏消息：本地部分行业企业和外地非银行类企业，暂时被隔离在行业准入之外。不过，对于一些较为成熟的小贷公司高管而言，却迎来了一个好消息：深圳市允许小贷公司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最高持股比例为5%。 《第一财经日报》昨日从深圳市金融办获悉，该市日前出台规定，进一步提高小贷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和准入条件要求。市外或境外出资人被限定为银行类金融机构。与此同时，对出资人或关联方为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投资公司以及房地产开放公司的，暂予限制。 准入门槛大幅提高 日前出台的深圳市金融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准入和审核工作指引(试行)》(下称《指引》)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亿元；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4亿元。而按照此前规定，这两类小贷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不低于1亿元 、2亿元。 除了注册资本，深圳市此次对于主发起人的资质要求，亦有大幅提高。根据2011年深圳出台的相关规定，小贷公司主发起人净资产不低于1亿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连续三年净利润累计不低于3000万元。而《指引》则要求，今后新成立的小贷公司主发起人，净资产不低于2亿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65%，投资小贷公司后长期投资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60%(合并会计报表口径)；近三年连续赢利，净利润累计不低于6000万元，且累计缴纳税收总额不低于1800万元(合并会计报表口径)。 出资比例低于30%的出资人的资质，此前并无明确要求，但此次《指引》亦明确规定为净资产不低于1亿元，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不低于2000万元，资产负债率、投资小贷后的长期投资额占比，则按主发起人同样标准执行。 深圳金融办副主任肖志家告诉本报记者，小贷行业近两年发展很快，数量趋于饱和态势，希望通过提高准入资格，规范审核程序，能培育有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标杆，有效提升行业的服务水平和质量，确保可持续发展。 据深圳小贷行业协会网站数据，截至去年10月底，深圳已有50家小贷公司营业，注册资本共计71.62亿元，平均每家仅1.4亿元稍多。截至目前，已批准的小贷公司数量已达到88家。 肖志家还表示，由于是新兴行业，面临着监管经验和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周边的经济环境也很复杂，如果发展太快，怕引起连锁风险事件。深圳希望能通过提高准入的方式优中选优，促进行业平稳发展，另一方面也积累更多的监管经验。“钱多了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就会更强。”他说。 担保典当暂予限制出资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指引》还明确限制了一些行业企业进入小贷领域。 根据最新规定，出资人或关联方为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投资公司以及房地产开发公司，将暂予限制进入小贷行业。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不得参与小贷公司试点。而深圳市经贸信息委将对主发起人等是否从事融资性担保、典当投资等进行审核。 此外，今后同一出资人及其关联方，出资设立的小贷公司数量，从两家减少为一家。而按照此前规定，同一出资人及关联方设立的小贷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2家，主发起人发起不得超过1家。 能在深圳投资设立小贷公司的市外或境外企业范围，也大幅收窄。此前，境内外企业和境外金融机构，只要总资产不低于10亿元、20亿元，并具有一定年限的行业经验，均可在深圳成立小贷公司。但《指引》出台后，已将范围缩小为必须是经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银行类金融机构。 “担保和典当行业，本身就需要运用杠杆。成立小贷公司后，将是杠杆加杠杆。如果出问题，会导致风险无限放大。江浙地区的担保行业出事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境外的实业企业，目前监管手段有限，我们获得它们的信息非常困难。”肖志家表示，上述做法还是为了建立防火墙，防止出现连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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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阳光信贷和富民惠农金融创新”三大工程全面启动。“三大工程”的启动实施将推动湖北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实现服务延伸、管理优化和产品创新，让广大农民真正享受到金融改革的成果，对于加快实现湖北省“农业强省”目标和进一步贯彻中央“城乡统筹”和“三化同步”的战略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从2010湖北银监局积极推动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和电话银行在全省的“三个全覆盖”，加快解决农村金融抑制问题，提升农村金融服务便利度。目前全省79信社已有38建农村商业银行。全省65域已有29成村镇银行建设。电话银行全省已累计装机1.36村地区覆盖率达到50%年年底将达到80%。 中小金融机构的覆盖率提升，湖北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稳步扩大。截至6底，湖北省全省农信社各项存款3370年初增加600各项贷款2105增加375据计划下半年还将至少净投125存贷款比将达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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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近期监管机构对过去一年银行业内控和案防制度执行活动做了内部总结，监管层认为信贷领域风险管控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位地方银监局监管人士告诉记者，“从信用风险角度来看，风险敞口最大的高危行业依次为：政府融资平台、钢铁行业、有色金属、房地产等。从存在问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布看，主要集中于省级农村信用联社。” 监管机构排查结果显示，存在问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布主要集中于省级农村信用社，“究其原因，客观上有其机构多、覆盖面广、员工素质等因素影响，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基层机构信贷基础工作还较为薄弱，问题整改力度亟待加强。” 以票据业务为例，近年来爆发的票据不合规风险基本集中在农村金融机构、城商行等中小银行金融机构。 辽宁、河南局在督查中发现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城商行未配置票据真伪查验设备、承兑人超过制度规定范围、会计核算不准确、科目归属错误、信贷管理系统数据录入错误、贴现协议不规范等严重违规操作行为。 而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内审稽核部门也存在制度上的缺陷，其中，一是个别农村信用社内部审计工作多以手工账目基础审计为主，造成内部审计工作随意性较大、审计成本较高、审计效率低下；二是审计成果利用率低，内审对于督促被审计单位弥补漏洞、风险预警的作用未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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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一张张相同编号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存款凭证单，湖南祁东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一名前代办员利用高息为诱饵竟然在短短三年内非法揽储、骗储500余万。近期，祁东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经缜密侦查，查获这一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村妇自首，曝出信用社代办员500万骗储大案 8月15日，祁东县步云桥镇步云西路居民谭某主动来到祁东县经侦大队投案，称其在步云桥镇一带非法揽储了上百万元存款，全被自己赌博输掉了，现上百储户向其追要本金和利息，自己无力支付，只好投案自首。鉴于案情重大，经侦大队迅速将案情向县公安局领导报告，并立案侦查。 信用社前代办员自述：为弥补赌博亏空，高息骗储，偷龙转凤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谭某供述了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谭某的丈夫曾某曾是本镇信用社驻村站干，负责各分站的揽储业务，1998年以后因曾某患病，信用站的业务则由谭负责办理。谭某为弥补赌博亏空，便以高息吸收储户存款。最初，谭某以年息4.14%、6.37%揽储，当储户存钱时，谭某当场支付该次存款的利息，并用一张信用社整存整取存单的复印件开具存单给储户，并在存单上加盖其丈夫私章和信用站业务公章。自2009年开始，部分储户要求谭某开具正规存折，于是谭就利用储户的身份证将储户的钱存到邮政储蓄银行，在替储户办理存折和银行卡的同时，谭自己设定密码。谭将存折交给储户后，私自用银行卡将这些账户里的钱取出自用。 2012年8月份，谭某因无力兑付储户本息，迫于各方压力向警方投案自首。 警方查证：涉案500万，信用社、邮政储蓄被牵连 据警方查证：自2009年至2012年7月，谭某先后非法吸收储户资金500余万元，其中开具信用社复印件存单凭证的约200万元，在邮政储蓄开具存折的约210万元，出具欠条约90万元。（据8月25日《衡阳晚报》报道内容） 信用社回应：前代办员利用复印伪造的存款单非法骗储 9月4日，祁东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理事长胡和生向记者介绍，曾某以前是祁东县信用合作社步云桥镇的乡镇业务代办员，但从2009年开始信用合作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清退取消乡镇业务代办员，曾某也于2009年被解除与祁东县信用社合作社的业务代办关系。在案发后，县信用合作社于8月下旬知道此事，并已经迅速展开清查，目前已经查实，曾某及妻子是利用复印伪造已经作废不用的存款凭证私自进行非法骗储，其行为与祁东县信用社合作社无任何关系。自2009年清退取消代办员后，他们已经按照规定要求所有代办员上缴存款单据及业务公章。目前尚不清楚，曾某及妻子骗储时使用的公章是非法私刻的，还是私自截留未交的作废公章。 邮政储蓄回应：谎称代办员非法揽储，不存在任何关系 9月6日，祁东县邮政储蓄银行行长周军答复记者，祁东邮政储蓄银行直接管辖网点仅三个，案发储蓄网点并非其所管辖。祁东县邮政局主管副局长朱顺生介绍，祁东邮政局从未对曾某、谭某授权挂牌，他们并非祁东县邮政储蓄代办员。曾某、谭某在2009年与信用合作社解除业务代办关系后，为骗取群众资金，对外谎称为邮政储蓄代办员进行非法揽储。并利用在邮政储蓄办理存折然后采取私自填写存取的方式，骗取群众存款。他们也是在案发后才得知此事。 曾某、谭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祁东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目前警方已向检方报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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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下称“北京农商行”）的10万股股权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下称“北京金交所”）挂牌转让，这是该行自今年5月以来的第四次股权挂牌。 同一天，石家庄汇融农村合作银行也有2940万股股权在北京金交所挂牌转让。 近期，小型银行的抛售风波持续不断。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从今年初至9月上旬，全国已有28家地方银行、总计37宗股权转让。而类似的地方银行股权转让事例在2009年仅有3家，2010年有6家，2011年增势明显，达到17家。 “主要就是钱的问题，其它理由都是次要的。”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张海川处长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地方银行股权转让如此频密，根本原因还是股东流动性问题。 他提到，银监会审批股东资格的几个标准，比如连续三年盈利、权益性投资余额不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最好是做实业的企业等，这些政策背后体现的监管理念就是要确保股东有长期持续的资本注入能力。 然而，监管诉求与民间诉求并不一致。特别是在难以获得控制权和话语权的前景下，民企入股银行更多的是为了分一杯羹，再寻求高溢价退出。 抛售农商行 “这次挂牌的10万股股权转让，到现在还没有竞价的，因为挂出来时间不长，到9月22日才到期。”北京金交所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之前转让价格为5.2元的那笔到现在也没有成交，因为价格实在是太高了。建议每股价格在3.1-3.8元之间。 今年5月28日，某公司在该交易所挂牌转让北京农商行8.5万股股权，转让价格定在5.2元/股，挂牌日期截止到12月31日。 7月26日，580余万股北京农商行股权再度挂出，价格为3.8元/股。 再早前的5月16日，北京华融综合投资公司（下称“北京华融”）也挂牌转让该行5亿股股权，最终以3.1元/股成交。“（这个价格）有点便宜，因为是协议成交的，不是市场竞价的结果。受让方不是民营企业。”上述人士透露。 北京华融是北京农商行的第三大股东。早在2010年，这家隶属于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的企业便萌生退意，曾尝试以折价3元/股的价格转出手中5亿股份，但最后自行终止了转让计划。 市场猜测其终止转让原因有二：一是出于担忧折价转让国有资产难以通过监管部门审批；二是出于该行资质问题，使得潜在买家担忧其上市进程受阻。 北京农商行前身为北京农村信用合作社，2005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组建成全国首家省级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同年，北京华融以1元/股的价格购入5亿股，占总股本的9.85%，与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并列为该行第一大股东。 但北京农商行由于历史积弊，发展并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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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日前批准了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编制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中指出，要不断改进信贷政策实施方式，提高信贷政策调控效果，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发展消费信贷，支持扩大内需，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加大对节能环保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科技自主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强化对就业和再就业、助学、扶贫开发等环节的金融服务，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支持低碳经济发展。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问题。以服务“三农”为根本方向，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作用，构建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服务“三农”模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积极拓展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服务“三农”的渠道和模式，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加大财税政策支持“三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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